新世界主席及常務董事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表示《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特權法」)違反《基本法》，理由為《基本法》只賦予該特權予立法會全體，那麼運用該權力起碼需要立法會過半數議員同意，並且不能下放該特權至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

此論點涉及權力下放的問題，本文試闡釋本人的一些看法。

所謂有權有責，權力總帶來相關責任。社會就此的一般共識為，權力可以下放，但責任不可以下放 (「權放責留」)，即是擁權者可以下放權力，但不會因為下放權力亦同時下放責任，他仍然需要負上因該權力帶來的任何責任。也就是說，如被授權者在行使該權力時犯上錯誤，下放者依然需要負上全責。

舉例說，在公司法，公司旳行政管理權在董事會全體，董事會有權把任何行政管理權下放，例如聘請總經理管理公司。但如果在管理上出現任何問題，董事會依然需要負責，不能歸咎於總經理而逃避責任。此外，在僱傭關係中，若僱員在其工作期間，因疏忽而導致第三者有任何損失，僱主亦需要負上有關連帶責任。

以上例子說明，在一般情況下，只要責任保留在賦權者本身，授權是允許的。如將「權放責留」理論套用在新世界司法覆核的事件上，立法會只要全體會議同意授予該特權予專責委員會，理應允許。 

順帶一提，雖然法理如此，但我們必須瞭解到特權法是於1985年通過，就是中英簽訂聯合聲明的後一年，也亦是英國企圖「民主化」香港的一步棋子。在成熟的民主地區，該權力的存在無可厚非。但香港正在循序漸進地推行民主，政黨政治和市民意識均遠遠未及民主國家，該特權在香港回歸後，是好是壞難以一概而論。 

六四事件已經過二十年。還記得，當年發生事件後的第二天，返學校上話劇課，老師要求大家黙哀﹔還記得，在家中，看到爸爸看電視時眼有淚光﹔還記得，曾與友人出席晚會﹔還記得，當年參選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被問及如何看支聯會的五大綱領。

不少政客提出要「平反六四」。要討論此問題，第一步必須釐清何謂「平反」。依支聯會司徒華的意思，「平反」指要求中央政府收回「四二六」社論把事件定性為「動亂」的言論，並把其重新定性為「愛國民主動運」。

首先必須指出，現時任何國內出版刊物提及事件時，已經沒有以「動亂」來形容。取以代之，所用的字眼為「八九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對中國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國家對歷史定性的用字要求十分嚴格，這樣字眼的改變絕非偶然，而是表達如何看待事件的一種顯示。換言之，如「平反」的定義為收回「動亂」定性，那麼中央政府已經「平反六四」。

進一步，如要求把該事件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才算平反，這又是否合符事實呢？當年，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曾親自接見學生，進行對話，但由於學生內部派系眾多，不團結，沒有妥當代表，令多次會談沒有結果。又，當年蘇聯總理戈巴卓夫訪華，連原本計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歡迎會也不得不取消，改在北京機場舉行，也是為了學廣場聚集的學生能夠繼續和平進行。又，北京市依法宣布戒嚴令後，學生違法，坦克車進場也只在近郊，未有駛進廣場。此外，除了北京市，當時已有多個城市發生擺課擺工，經濟運作近乎停頓，如此情況，如我們是當年的中央領導人，應如何處理呢？我們要知道，當年中國政府並不存在橡膠子彈或水炮。更重要的是，不少所謂學運領袖，於六四後竟然順利安然逃到國外，又怎叫人相信事件並無外國勢力介入呢？

事件的發生，不論如何評論，也是國殤。同時，我們亦必須考慮當時的特殊事況，以及其後祖國的發展。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易走，有曲折就要克服。我對祖國將來充滿希望，那些用事件來撈取政府籌碼的政客，為了國家，請回頭是岸。

請參見另一篇相關文章︰《柴玲須承擔六四責任》

http://wongsknatha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18326 

 

[下文於07年5月9日刊於信報，多謝COKC及Dora相助。]

繼中環天星碼頭清拆事件後，皇后碼頭的清拆問題引發起社會新一輪的爭論和關注。同一班的青年人、壓力團體和反對派政客，高調地進行抗爭。在整個事件中，政府依照法律程序，經過諮詢後決定拆卸，是完全合法，為何還會有如此爭議？表面上，這是一個文化保育的問題，實質上是被反對派煽動起的一個政治問題。

青年人憑藉一份對社會的熱情，向權威向政府進行抗爭，不自覺地享受著自以為是的「英雄感」，把自己看成「社會良心、真理使者」。

為了吸引社會和傳媒的關注，反對派政客和主要由青年人組成的壓力團體互相拉攏，挑起無休無止、死纏爛打式的爭拗。政客為了得到青年人的支持和選票，瞬間把事件演化成「政治事件」，變成自我宣傳的機會，完全顯示了他們那「見風駛舵」的低級政客本質。

清拆事件問題的核心，就是決定拆卸與否是法律上的一個「行政決定」，程序上並不需要透過任何少數服從多數的「立法程序」。根據《古物古蹟條例》，保護古物由民政事務局局長負責，經過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決定，而該委員會委員的任命又是一個「行政決定」，委員們由政府直接委任。

一般而言，具爭議性的議題，往往需要通過立法會辯論，最後透過投票表決。立法會透過民主選舉產生，選出代表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群體的議員，他們持不同意見是常事。至於只需要透過行政決定的問題，其決定基礎為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所涉及的事項往往不具爭議。話雖如此，以天星問題為例，前後已討論了差不多十年時間，政府諮詢文件也於01至07年間多次提交立法會，不論在法律上和程序上，政府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覆行其應負的責任。

清拆問題就本質以言，極具爭議性。首先，文化評審往往沒有可量化的客觀標準，難以得到一致意見。此外，拆卸天星涉及維港填海，會令人聯想到大財團的經濟利益，成為一個可大炒特炒的政治議題。純粹透過「行政決定」去解決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效果當然不理想。反對派的政客當然會把握機會，加入戰團，建立「功績」，以撈取更多政治本錢。

只要結論不符合反對者意見，反對者必然會以「罔顧民意」等口號攻擊政府，再次引發皇后碼頭抗爭事件。對於這樣的政治性爭論，「行政決定」是死路一條。

筆者建議，政府把未來預想具爭議性的項目，在立法會內提出「沒有法律效力的動議辯論」，讓各政客發表一番，激化社會辯論。最後，關鍵是依法投票，少數服從多數，決定後始由政府執行。此舉一方面把政治議題帶回政治性的立法會，另一方面令少數者清清楚楚看到自己是少數。  

 

在資本主義社會，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基本規律。若然社會人士希望企業在放棄利潤的前提下，覆行企業社會責任，是不設實際的，亦是不可能的。從法律的角度看，企業除了接受有關法律規範，並沒有其它責任。事實上，縱使法律對企業有所規範，不少企業還會選擇在犯法的邊緣運作，只要謹謹不犯法便可了，更不論什麼社會責任。 

當人們提到企業社會責任，由於該片語用了「責任」二字，顯得企業覆行該等責任是應該的、道德的和合情合理的。然而，經濟學上，從企業的本質和成立目的看，企業的根立存在意義是利潤最大化。在市場經濟下，企業的各自利潤最大化，在消費者選擇和價格機制下，政府的合理干預和無形之手將會帶來最大的社會效益。 

企業社會責任是意思非常廣闊的名語，當中包括企業管治、員工關係、股東和董事分權、周年大會、透明度和公益事業等等事項。要有效理解社會責任這個慨念，我們必須做一個區分，就是要把責任分為法律要求的和非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對於一般公司，會受到《公司法》及行業法規所規範，而上市公司更會受到《上市規則》的規範，因而對企業管治更加嚴格。從經濟學上，由於犯法的成本太大，公司是會覆行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可是，對於非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若然企業不能在覆行中獲得任何利益，例如如果企業不能在贊助慈善機構中得到任何市場宣傳效果，企業在經濟學上是不會覆行任何的非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 

在當代最流行的公司制度下，企業的擁有者是股東，而企業的管理者是董事。董事負責公司業務上的日常運作，而所得的利潤最終歸股東所有。董事由公司任命，而公司由股東控制，因此，董事必須向股東負責。股東與公司的關係是投資關係，股東們拿著資金，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而投資的目的是利潤回報。若股東希望做點公益善事，最直接的方法是把手上的資金直接投進公益事業，不用先投資到公司，然後再間接地透過公司覆行社會責任。若公司的董事在妄顧公司利潤的前提下，增加成本或減少收入地覆行社會責任，從法律上，由於董事和公司之間有信託關係，董事或會因此而負上法律責任，被視為有損公司利益之信託失職，需要對受損的股東作出賠償。 

不少社會壓力團體，致力於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他們透過宣傳和運動，鼓勵和表揚在覆行社會責任上傑出的企業。從經濟學看，被視為積極覆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名譽和形象得以提升，顧客對公司的觀感會增強，從而增加對公司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進而令企業增加利潤。在企業的立場，覆行社會責任是宣傳的一種方法，往往是由市場部、公眾關係或企業傳訊部門所負責，可以說是對謀取利潤的其中一項手段。 

一般而言，壓力團體甚至政府，對於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是重要的。但我們要清礎明白，企業覆行社會責任時，並非出於他們的「善心」，企業的本質從來也只是謀取利潤。推動社會責任的重點在於提升覆行社會責任企業的形象，讓公眾對該等企業形成良好觀感，同時設法運用他們的活動和宣傳方法，為支持社會責任的企業提升聲望，協助企業賺取更多利潤。 

要注意的是，政府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過程中，不應給予任何金錢上的補助，因為政府本身可以直接推行公益事務，甚至進行立法，根本不需要間接地透過企業進行，效果亦不會理想。企業自然會基於利潤、業務和形象上的考慮，按市場原則適量適時地投入社會責任事務。 

從實證主義角度看，任何關於企業「應否」擁有或覆行社會責任是無謂和多餘的。「應否」是形而上學的問題，不能夠被經驗世界證實或否證，價值判斷在沒有統一的基礎下也推論不出一致的結論。對於這個問題，正確的進路是去研究有什麼責任是較為重要的，這就應該透過立法規定，逼使企業覆行。同時要研究有什麼責任是在社會公益的角度可取的，那就應該透過壓力團體和政府鼓勵和推動。對於「應否」問題，我們必須弄清「責任」的哲學本質，那才不會被捲入無謂的形而上爭拗。

 

國民教育主要涉及「國家」和「民族」兩個慨念。

對於香港來說，「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慨念本身包括了政權的意思，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表明中國共產黨為中國的執政黨，因此，對當代中國以言，「國家教育」是對於有關中國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知識的教育。

民族的具體涵蘊較為不確定，較為確定的意思也只是近兩三百年才形成。對於中國，廣義來說，「民族」是指中華民族﹔狹義來說，對香港以言，主要的民族成份是漢族。中國合共有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而產生不少民族問題，民族自治區為處理民族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民族教育涉及中華民族的演化歷史、民族國家慨念、文化等知識。

綜合來說，「國民教育」就「國家」和「民族」的區分分析，可以視為國家政體和民族文化的教育，當中政治歷史和文化歷史更為重要。 

不少香港人有「大香港主義」，輕者看不起中國，嚴重者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大香港主義」形成原因包括︰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實力事實上不如西方國家﹔香港經歷英國殖民地統治，缺乏國民教育﹔不少香港人曾到外國留學，深受西方政治學說影響，認為中國是獨裁國家，接受西方醜化中國的邏輯。縱使如此，香港對祖國的認同和發展仍是樂觀的。隨著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政治軍事實力增強及文化產業的多元化和豐富，香港人越來越對身為中國人的身份感到光榮。 

香港不少電影映射內地人士缺乏文化。然而，隨著社會進步，越來越多國內人士有能力到海外留學或就業，學習西方有用文化，同時保留中國的有益文化，提升國民整體質素。內地與香港的學術、商業和政治等交流日益增多，讓香港人對國內情況有更多瞭解，有利於推動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香港現時的國民教育主要在普及《基本法》、中港學術文化交術和國家慨念的宣傳。政府應抓著良好勢頭，加強政權和歷史教育的力度，令香港人對中國近代歷和黨史有更深入的認識。不少調查發現，香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架構和中國共產黨歷史認識不足，而政權和歷史是構成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應該加強在教科書的落墨和實踐上的認識。 

不少人認為國民教育是不需要或不重要的。從道德層面講，集體主義和利他主義是人際關係的基礎，亦是人性優點的顯現。從利益層面說，國民的團結對軍事國防十分重要，尤其在全球化經濟競爭的大趨勢下，國與國的政治軍事競爭劇烈，國民團結不單不是落後思想，而是對個人對國家都十分重要的戰略考慮。 

政治和經濟實力是影響國民對國家認同感的重要因素。國民教育的前提是增強國家的實力，因此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是首要的。香港人亦應該拋開以往的中國落後思想，集中和協助祖國的發展，亦要明白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祖國與香港利益是一致的，中港闗係只有合作和互助關係，並不存在任何敵視成份，更不應接受任何西方分裂思想影響。

 

 不少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把英美的政治制度視為理想，認為英美的政制是民主的最高典範。事實上，不論英國還是美國，不符合他們所說「一人一票」的地方很多。本文以英國的上議院為例，指出英國現行的國會並非一般人認為的民主，進而帶出民主必須經過一段發展的時間，及《基本法》循序漸進原則的背後因由。 

英國的基本政制是「議會至上」的西敏寺國會制度。簡單而言，就是逢經過上下兩院，並得到國王批准的決議，會被視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擁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與其衝突的法例，也當被推翻。下議院又被稱為平民院，以地區單議席單票制選出。順帶一提，單議席單票制會導至議席比例與選民支持比例不對等，這亦是違反民主的一例，將有另文詳述。上議院亦被稱為貴族院，包括神職人員、大法官和終身議員等世襲和委員議員，由於其委任性質，上議院並不合符民主原則。 

1911年前，上議院與下議院擁用相同的權力，即是每一條法案必須同時獲得兩院的批准，加上國王的認可，才能成為法律。由於上議員並非由民主方法產生，那些法律並不擁有完全的正當性，也不民主。於1909年發生了一場憲制危機，因而國會訂立了《國會法1911》，並把法案分為三類，限制了上議院的權力。第一類法案為財務法案，若下議院通過後交給上議院，而上議院一個月內不通過，則直接跨過上議院，獲取國王批准。第二類法案為非財務法案，對於所有非財務法案，上議院有權把其拖延，最長為三次連續的議期並多於兩年，過了此期限，法案不需要上議院的通過也能直接獲取國王批准。第三類為關於延長下議院任期多於五年的法案，這類法案則依舊需要上下兩院的批準。《國會法1949》進一步削減上議院權力，把第二類法案拖延期限減至兩次議期及一年。此後，上議院的權力並未有重大改變。直至近期於2007年3月，下議院才通過把上議院改革成普選議院的法例，可是這法案還需要上議院和國王的批準。 

重温了以上的上院議改革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第一、1911年前的英國政制，至少有一半是不民主的，因為上議院並非由選舉產生，卻擁有與選舉產生的下議院一樣的權力。請注意，這樣一半的不民主，發生於一百年內，也是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之後，可見「有民主才有發展論」是站不住腳的。第二、縱使經過《國會法1911》和《國會法1949》兩次削減上議院權力的政制改革，英國的議會還不是民主，因為至少非選舉產生的上議院仍有拖延法案甚至否決法案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延至今天。那些經常引用英國為民主典範的民主派人士，或許不知道這個英國國會的不民主性。第三、縱使最近英國的政制改革成功，能夠把上議院改革成普選的議院，我們要注意的是，由上議院於十四世紀成立至今，經過了差不多七百年，若由1911年第一次削權開始計算，也經過了差不多一百年。可見，縱使在西方先進國家，民主的發展需要時間，絕不能一步到位。 

反觀香港，回歸前香港是殖民地，回歸後香港人才真正的當家作主，《基本法》也訂立了政制發展的循序漸進原則，這與西方的政制發展史是一致的。由特區政府成立至今，只有約十年時間，不少民主派人士要求一步到位，漠視政制發展規律，為了奪權把普選抄作成第一議題。香港人應多學習和參考外國的政制發展經驗，才會明白循序漸進原則的背後原因和智慧。

政治上，民主派作為反對派﹐他們一向炒作的重心就是「普選」。根據回歸後區議會和立法會的地區直選結果，民主派的支持率約有六成，而建制派的支持率約為四成，從政治現實來說，民主派是較為獲得市民支持的。民主派的主要票源是地區直選，而地區直選的基本組成是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為了獲得選票，民主派長期打「普選牌」和「基層牌」。對於基層市民，福利主義政策較易獲得他們支持。因此，以專業人士為主的公民黨，為了選票，也得支持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等福利主義主張。此外，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為受過高等教育的文職和專業人士，他們較為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亦較受落盡快普選。民主派把自己的政策主張度身訂做，目的就是要迎合大多數市民，吸引選民投票支持他們。說穿了﹐拿取選票的目的就是奪取香港的管治權。 

梁家傑是政治投機者，特點是為求選票不擇手段。為了製造動聽的口號，不惜開出大量空頭支票，在不考慮政府財務限制下，鼓吹福利主義政策。《基本法》規定香港實行簡單低稅制﹐堅持量入為出的公共財政原則，背後目的是保持香港自由市場經濟下的有利營商環境。試問香港在低稅政策下，其福利政策怎能跟西方社會相比呢？七十年代英國工黨因奉行福利主義﹐曾對英國市場經濟帶來重大的後遺症﹐歷史已經證明福利主義政策不但不利於發展經濟，還會帶來更高的失業率，削弱本土競爭力，最後反會降低人民的生活質素。若香港任由民主派令整個社會傾向福利主義，高福利必令簡單低稅制難以維持，甚至庫房入不敷支。政府唯有大幅度的托闊入息稅和利得稅的稅階和累進比例來舒緩財政壓力﹐但此舉只減低企業的投資意欲﹐更有可能令外資撤走。此外，過份完善的失業保障會減低再求職積極性，削弱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現時有利的營商環境便會難以保持。屆時，導致資金外流，香港如何保持繁榮呢？若資金外流，資金徹走，香港的失業率又怎能下降呢？ 

除了鼓吹福利主義﹐民主派另一個撈取政治利益的慣常手法﹐便是透過抨擊政府﹐來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籍此建立為民請命的形象來爭取市民支持。近期的教院風波便是一例。這次事件中，公民黨籍的陸鴻基在沒有證據下指責李國章﹐公民黨的一班大律師，理應心知在未有足夠證據前，不應妄下判斷，指責任何一方。但他們作為政治投機者，為求在特首選舉期間打擊曾蔭權和特區政府的民望，在真相未明之時便來個「有罪推定」﹐連日抨擊李國章，甚至無限上綱，要求李國章下台。這類型的政治秀，在回歸後屢見不鮮，也曾成功「打倒」不少官員，這就是政治化，從此可窺見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的本質。 

是次特首選舉，梁家傑的所謂「有競爭的選舉」只是哄人的口號，只是為撈取政治本錢的口號，絕對不稱得上是什麼政治理想、政治理念。作為一個政治投機者，梁家傑的普選口號和福利主義主張對香港有害無利，破壞香港營商環境，破壞香港剛走出谷底並正在復甦的經濟。公民黨和民主黨可謂典型的政治投機政黨，香港市民應瞭解他們背後的政治動機，明白他們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本質，不要上了他們的當。

 

有社會團體不滿政府有關拆卸天星碼頭的決定，便進行抗爭。在整個事件中，政府依照法律下的程序，經過諮詢後決定拆卸，是完全合法，而民政事務局局長只是運用法律賦予他的行政權力，為何還會有如此爭議？表面上，這是一個文化保育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人們之間持不同意見是常事，重點是如何解決。對於一家公司，董事之間有分歧，以投票決定，決定過後實行，反對者也只有服從。地區選舉如是，參選者之間有分歧，由選票決定，落選者只有下屆再選。立法過程如是，對於條例草案，議員間有分歧，討論過後由投票決定，反對者只有以後提出修法。綜合以上例子，對於人們中的分歧，解決的方法就是根據程序，少數服從多數，是一個絕不艱深，符合常識的道理。

天星事件的核心，就是決定拆卸與否是一個「行政決定」，而不需要透過任何少數服務多數的「立法程序」。根據《古物古蹟條例》，保護古物由民政事務局局長負責，經過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決定，而該委員會委員的任命又是一個「行政決定」，即是由政府直接委任。

一般而言，具爭議性的議題，會通過立法會辯論，投票表決。立法會透過民主選舉產生，選出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議員，持不同意見是常事。至於行政決定，為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所涉及的事項往往不具爭議。

保留天星與否，就本質以言，具爭議性。首先，文化評審往往沒有可量化的客觀標準，難以得到一致意見。此外，拆卸天星涉及維港填海，會令人聯想到大財團的經濟利益，成為一個可以大抄特抄的政治議題。透過「行政決定」去解決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當然不理想，必然帶來反彈。各方政客，特別是反對派的政客，當然會把握機會，加入戰團，建立「功績」，以撈取更多政治本錢。

制度如此，再多的諮詢也是枉然，因為只要結論不符合反對者意見，反對者必然會以「罔顧民意」等口號攻擊政府，再引發第二次天星事件。對於這樣的政治性爭論，「行政決定」是死路一條。建議政府把未來預想具爭議性的項目，在立法會內提出「沒有法律效力的動議辯論」，讓各政客發表一番，激化社會辯論。最後，關鍵是投票，少數服從多數，決定後政府執行。此舉一方面把政治議題帶回政治性的立法會，另一方面令少數者清清楚楚看到自己是少數，應服從多數。

約2年前，中國學者學生協會計劃與日本同學會進行一場辯論比賽，題目有關中日關係，當時被邀作辯論員之一，以下是當時準備的資料︰

中日關係三份主要文件 1. 1972年毛澤東時代《中日聯合聲明》(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Govern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Japan)(中日建交、終止不正常關係﹝非中止交戰狀態﹞、日方對侵華戰爭表示“痛感”(keenly conscious) 及“深刻反省”(deeply reproaches itself) 、日方重申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條、中方放棄賠償要求、日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日方表示理解及尊重中方之臺灣為中國不可分裂的一部份立場) 2. 1978年鄧小平時代《中日和平友好條約》(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3. 1998年江澤民時代《中日聯合宣言》(China-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Building a Partnership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其它有關重要文件 1. 1895年《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 2. 1943年《開羅宣言》(Cario Declaration)—中美英 3. 1945年《波茨坦公告》(Postsdam Proclamation) —中美英 4. 1951年《舊金山條約》(San Franciso Treaty)—美日 5. 1952年《中日和約》—日本國與中華民國 (終止交戰狀態、承認馬關條約無效、放棄賠償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此約，認為自始無效)

日方對中方貸款及援助(1979年至2000年) 1. 四批共26,000億日圓(約1,690億人民幣) 2. 三筆共17,000億日圓(約1,100億人民幣) 3. 無償援助153億日圓(約75億人民幣) 4. 其它貸款1,400億日圓(約91億人民幣) 比較︰二戰後，德國賠償蘇聯129億美金，賠償猶太人600億美金。

靖國神舍(Yasukuni Shine) · 共2,466,495日本及其前殖民地(韓臺)軍人(包括14二戰甲級戰犯(Class A War Criminals)) · 私人宗教組織(Private religion institution) · 自1979年日本天皇Emperor Hirohito停止前往(1979年傳媒公開其存甲級戰犯) · 自1979年共三位首相前往(Yasuhiro Nakasone—1985, Ryutaro Hashimoto—1986, Junichiro Koizumi—13/08/2001, 23/4/2002, 15/01/2003, 1/1/2004)

日方道歉問題 · 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評估日方自1972年至今，共作高層次道歉17次 · 最近一次道歉為日本首相小泉於2005年4月22日在亞非會議(Asia-African Summit 2005)，但於此數小時前有81名國會議員前往參拜靖國神社。

西湖凹陷(Xihu Trough)主權問題 · 2003年8月19日中國授予鑽油權(drilling right) 給中石化(Sinopec)、中海油(CNOOC)、売牌(Shell)、優尼科(Unocal)。日方反對。2004年9月29日売牌及優尼科宣布由於商業理由退出投資合作 · 2005年4月13日日本授予鑽油權給兩間日本公司

釣魚島(Diaoyu Islands)主權問題 · 日方稱為尖閣列島(Senkaku Islands)，外國傳媒有稱(Pinnade Islands) · 距中國大陸福建約420公里、距中國臺灣基隆約170公里、距日本沖繩石恒約170公里 ·

日方主要理據(日本外務省於1971年3月發表《關於尖閣列島領土權問題的統一見解》)︰(一) 1885日本發現為無人島/無主地(terra nullius)，1895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決議納入為日本領土。(二) 《舊金山條約》第二條放棄島嶼中並無包括釣魚島/尖閣列島，依第三條歸入美國戰後管割，以1971年6月17日簽署的《歸還沖繩約定》歸還日本。 (三) 中方當時並無反對《舊金山條約》第三條。(四) 曾經進行國際法先佔原則的有效管治—1896年無償借予古賀辰四郎開發30年，1918年有償租用予其子古駕善次。(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均有地理書用日本尖閣群島名字。 ·

中方主要理據︰(一) 根據有關事件發生時國際法的發現原則︰十五世紀明朝見於《順風相送》被開發為航路指標。十六世紀明朝胡宗憲《籌海圖編》歸入福建海防範圍，清朝1863年《皇清中外一統輿圖》歸入臺灣。因此，釣魚島非無人島。(二) 長期為漁民作航路指標與補魚採藥等使用。(三) 於《馬關條約》屬“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割讓，應該跟據《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歸還中國，政權轉換依國際法並不應該影響主權。(四) 依國際法征強收服為非法佔領，實效控制於有主權領土也為非法佔領，而時效取得原則需有關期間並無爭議或長期黙許。 · 有關海域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應以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有關條項如第五十七、七十六及八十三劃定。

2005日本教科書事件 · 由扶桑社(Fuso Publishing)印發，政府批淮18間中學採用(日本共有11,102間中學)。 · 主要爭論內容︰(一) 南京事件 (二) 慰安婦 (三) 參拜靖國神社 (四) 於朝鮮強行徵募士兵 (五) 七三一部隊 · 中國總理温家寶曾表示︰要尊重及面對有關歷史現實的國家，才有資格更大地負上國際負任。中方亦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民主黨的首要口號是「民主」，他們支持的是極端民主，就是在不顧及實際情況下，要求即食民主，歸根究底，是為了要奪取政權。可是年輕人往往會受其「真理鬥士」的虛假形象所影響，以為民主黨代表了偉大理想，因而希望加入，成為「有理想」青年的一份子。

2006年12月的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選舉，進一步揭露了民主黨的內部矛盾。少壯派在大佬獨裁的情況下，苦無上位之路，唯有搞黨內鬥爭，爭取加入黨中央。然而，在李永達、張腎登和林子健等內鬥高手主持下，為此一早搞了個《五人小組調查報告》，不但沒有舒和少壯派不滿，還激化了黨內矛盾。

作為旁觀者，我希望帶出的信息只有一個。千萬不要以為民主派人士是什麼民主鬥士。他們之所以要求盡快普選，只是為了首先偷得市民支持，然後奪取政權。民主派對政治和經濟現實之不顧，為反對而反對，對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只會帶來災難。

 

要瞭解選舉政治，必須明白政治二分的規律。若選舉制度存在，兩派鬥爭實屬正常，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均表現兩極化。政治二分是社會的規律，縱使一黨獨大的日本自民黨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雖然政局上沒有兩大黨，但黨內必有兩大派。

政治二分依劃分方法而言，有兩大類。一是經濟二分，二是政制二分。

先談經濟二分，例子有英美等西方國家，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主要的分歧在於經濟政策，共和黨較信奉自由經濟，民主黨則較傾向福利主義。並不是說共和黨沒有福利主義和民主黨沒有自由經濟思想，只是左傾一點和右傾一點的問題。傳統上，較保守、信奉自由經濟和重視建制的被視為右派，較激進、傾向福利主義和重視人權的被視為左派。

較複雜的是政制二分，劃分的基礎是兩大派別對政制的立場，香港和台灣地區是例子。在台灣，民進黨較傾向台灣獨立，而國民黨則主張維持現狀和最終統一，這是由於政制立場而產生的政制二分。在香港，愛國務實派較支持基本法訂下循序漸進的政制發展，重視和諧穩定，而反對派則反建制，為反對而反對，反基本法，反政府，反中央，主要為著本身的政治利益，撈取政治利益。民主派與執政前的民進黨非常相似，由於在野，不用承擔執政責任，所以為反對而反對，大開空頭支票，為選票大講謊話欺騙市民，反實事求是，反以市民的最大利益為依歸。

關於經濟二分和政制二分，主要是主次問題。不是說經濟二分的地區沒有政治立場分歧，也不是說政治二分的地區沒有經濟政策上的分歧，只是什麼是主要矛盾和什麼是次要矛盾。在發達國家，主要是經濟二分。

以往的愛國愛港人士，為求和諧穩定，避免分爭，往往不會對反對派採取強硬態度，也較少作出全面的抗爭。然而，若我們明白政治二分的現實，我們必須正視及面對兩派的鬥爭。愛國愛港人士代表全國全港的整體利益，亦要堅定立場，勇於與反對派鬥爭。在宏觀局勢上，與反對派的鬥爭可以區別處理，統一戰線，但我們亦要明白到，與死硬反對派的深層次矛盾是不可協調的，應付的方法只有鬥爭。你不政擊人，別人也會不停攻擊你，這是制度使然。

第一，必須小心審視，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3條「行政會議及立法會」中，規定「人權法案第二十一條並不要求在香港設立由選舉產生的行政會議或立法會。」這條港英時期訂立的法律，令一個全委任的立法會也不會違反人權法案，何況一個已有一半地區直選，一半功能組別選舉的議會。

第二，於港英時期，《英皇制誥》第7條第5款規定，「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 16 December 1966, as applied to Hong Kong, shall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laws of Hong Kong. No law of Hong Kong shall be made after the coming into operation of the Hong Kong Letters Patent 1991 (No.2) that restricts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enjoyed in Hong Kong in a manner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at Covenant as applied to Hong Kong.」(大意是說，香港須透過本地立法訂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要注意的是第7條第3款規定，「Nothing in this Article shall be construed as precluding the making of laws which, as regards the elec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nfer on persons generally or persons of a particular description any entitlement to vote which is in addition to a vote in respect of a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大意是說，給予地區選舉一票以外的票的法例，不可解釋作違反本法)。綜合上述的第5款和第3款，就是一人多票，不被解釋作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到的是「普及而平等」(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而《基本法》只提到普選(universal suffrage)，沒有「平等」的提法。也就是說，《基本法》只要求每人有票，並不要求一人一票。所以從法理上說，香港已達至普選。

[本文的撰寫，是因為一位記者朋友欠稿，漏夜找我，為此一早起床，上班前完成，刊於2006年4月22日。]

雖然香港政黨的質素不斷提高，畢竟還未出現一個具有充分執政能力的政黨。 

先看愛國愛港陣營中的第一大黨民建聯，近年增強了政黨形象的宣傳，在香港各個媒體刊登宣傳廣告，更成立青年民建聯，突出年輕實幹形象，加上副發言人制度和推薦新人加入政府架構，成為了進步最迅速的政黨。民建聯和港進聯的合併是香港政黨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當今世界，要成為執政黨，必須代表社會各個不同階層，民建聯向來主要代表基層利益，港進聯則代表商界專業人士利益，兩黨的結合形成了香港首個真代表誇階層的政黨，向執政之路邁進了一大步。 

自由黨在政治立場上雖然與民建聯相似，可是在經濟議題上的看法卻折然不同。由於該黨的組成以商家專業人士為主，思想上比較傾向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福利主義對香港有害無益，在立法會的議席主要分布於代表各行各業的功能組別。雖然同屬愛國愛港陣營，但自由黨並未成功建立誇階層路線，距離執政還有一段距離。 

反觀反對派，民主黨的內訌此起彼落，分裂後再分裂，不分裂則搞內鬥，特別在反對第五號報告書後，黨內鬥爭公開化，於九十年代建立的知識分子道德形象盡毀，亂港自利的醜惡真身盡現。記得回歸初期，香港不少市民以為民主黨人皆為真理使者、社會良心，但逐漸發現，他們為反對而反對，反中亂港，特別在涂謹申何偉途事件後，可耻的小政客本質盡顯，支持率每況越下，距離執政越來越遠。 

同屬反對派的公民黨，聲稱走誇階層路線。可是，黨員議政能力薄弱，聲言支持自由經濟政策，卻同時又大講福利主義，訂立充滿著福利主義的政治綱領，歸根究底，原因是公民黨為討好選民而討好選民，並沒有一套完備的意識形態和綱領，盲目企圖樹立政治明星，以形象取議席，卻嚴重缺乏組織和管理能力和經驗，是形象和實力差距最遠的政黨，聲言要做執政黨是不自量力的表現。 

以上所見，整體來說，香港的政黨雖然在進步中，但距離執政還有一段距離。普選的前提要成熟的政黨政治，政黨成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盲目追求民主普選只會帶來社會動盪。所謂的零七零八，甚至二零一二雙普選，也違反了「循序漸進」這個《基本法》訂下的原則。路途是艱辛的，前路是光明的。只要愛國愛港陣營團結起來，為國家香港而奮鬥，一定能夠發展出更成熟更有實力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