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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傑 | 20th May 2009 | 自己, 置頂 | (1920 Reads)

 

不少大學生,特別是念經濟和金融的,總是希望畢業後能夠進入投資銀行工作。投資銀行給人的印象是工資高、工時長、總是聘任國外留學生。雷曼倒閉事件發生後,人們對這個行業產生了負面感覺,令人覺得投資銀行是以財技賺取暴利的行業。作為在投資銀行工作了三年多的我,也應該有點發言權,談談這個行業,讓大家對這個行業有更清晰的了解。

簡單來說,投資銀行內部主要分為三大部門︰投資銀行部、經紀部及研究部。我主要從事投資銀行部內之企業融資部。企業融資,就是為企業籌集資金,以助企業發展業務。企業籌集資金主要透過兩個渠徑,就是證券和債務。由於我的工作主要集中證券融資,本文的重點以證券融資為主。

透過證券集資,可以是首次公開發售和二級市場集資,由於首次公開發首較為複雜,本文將主要介紹這種融資方法。首次公開發售就是一般論及的新股上市。投資銀行家尋覓有業績有前景的公司,為其打造一個既合理又可信的商業故事,讓投資者知道和理解公司前景良好,以吸引投資者認購新股。從原有大股東的角度看,雖然新股上市會攤薄大股東對公司的控制權,但上市可以為企業帶來龐大資金,增加發展機會,讓企業更具競爭力。至於從投資者的角度看,他們主要期望公司能夠積極發展,賺取更多利潤,從而透過股息或二級市場出售獲利。

投資銀行家的工作,可是說是一位企業經紀。一方面協助及游說有潛質的公司進行上市,另一方面向投資者進行推介,吸引投資者向公司進行投資。投資銀行的利潤來自收取所成功籌集資金的一個百分比作為佣金,由於上市集資涉及龐大資金,因而佣金的數目一般也相當龐大。

在上市的過程中,投資銀行家會擔任領軍的角式,帶領不同的專業團隊,包括律師、會計師、估值師及公關公司等,力求得到監管當局的上市批准。由於上市涉及大量複雜的法律、會計及金融問題,投資銀行家的知識必須非常廣濶,掌握有關的法則、稅制、會計準則、市場情況,才能成功為企業達成上市的目的。

縱使企業的前景和業績有多好,能夠有效為企業作出推廣,售出股票是上市成功的關鍵,這方面就涉及投資銀行內的經紀部和研究部。由於上市集資的資金主要來自機構投資者,研究部會為企業撰寫研究報告,分析企業的行業情況,進行盈利及流動資金預測,讓機構投資者能夠更有效地評價股票。經紀部則擔任直接的溝通,對投資者解釋研究報告、分析企業前景,力求投資者向企業拿出資金進行投資。

當我在投資銀行工作時,我主要負責證券融資,就是為企業進行新股上市。由於香港股票市場不少的新股上市是內地企業,我需要經常到內地的不同城市,向優質企業推介在香港上市的好處。我亦需要撰寫詳盡的上市計劃書、擬定企業的商業故事、為企業進行估價,讓大股東明白上市對企業發展的好處。

當企業簽訂對投資銀行的聘任書後,我需要尋找優質的專業團隊,訂立時間表,找出上市中所有可能遇到的技術問題,透過集體討論和專業諮詢,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力求上市過程順利無阻。由於監管機構主要採取披露為本的政策,我亦需要選寫詳盡的招股書,披露所有投資者所需要合理地評估企業的資料,以滿足監管機構的要求,這亦是保障投資者的基本原則。到成功通過上市聆訊,進入上市的最後階段時,我需要為企業和投資者進行良好的協調,為股票進行定價,以達至雙羸的目標。

在投資銀行工作雖然工時長,但由於工作範圍非常廣濶,涉及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術,接觸的人士也十分多,所以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對商業社會和金融市場有較深入的認識,我認為投資銀行也是新畢業生的一份理想工作。

雖然現時金融市場較為波動,但我認同一名知名香港銀行家的說法︰商業就像人的身體,金融就像人的血液,血液的流動暢通,對身體整體十分重要,金融搞活了,整體經濟就會發展起來。我相信,世界和國政府對金融的重視,希望發展成熟和活躍的金融市場,就是這個原因。


世傑 | 19th May 2009 | 政治 | (494 Reads)

六四事件已經過二十年。還記得,當年發生事件後的第二天,返學校上話劇課,老師要求大家黙哀﹔還記得,在家中,看到爸爸看電視時眼有淚光﹔還記得,曾與友人出席晚會﹔還記得,當年參選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被問及如何看支聯會的五大綱領。

不少政客提出要「平反六四」。要討論此問題,第一步必須釐清何謂「平反」。依支聯會司徒華的意思,「平反」指要求中央政府收回「四二六」社論把事件定性為「動亂」的言論,並把其重新定性為「愛國民主動運」。

首先必須指出,現時任何國內出版刊物提及事件時,已經沒有以「動亂」來形容。取以代之,所用的字眼為「八九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對中國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國家對歷史定性的用字要求十分嚴格,這樣字眼的改變絕非偶然,而是表達如何看待事件的一種顯示。換言之,如「平反」的定義為收回「動亂」定性,那麼中央政府已經「平反六四」。

進一步,如要求把該事件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才算平反,這又是否合符事實呢?當年,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曾親自接見學生,進行對話,但由於學生內部派系眾多,不團結,沒有妥當代表,令多次會談沒有結果。又,當年蘇聯總理戈巴卓夫訪華,連原本計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歡迎會也不得不取消,改在北京機場舉行,也是為了學廣場聚集的學生能夠繼續和平進行。又,北京市依法宣布戒嚴令後,學生違法,坦克車進場也只在近郊,未有駛進廣場。此外,除了北京市,當時已有多個城市發生擺課擺工,經濟運作近乎停頓,如此情況,如我們是當年的中央領導人,應如何處理呢?我們要知道,當年中國政府並不存在橡膠子彈或水炮。更重要的是,不少所謂學運領袖,於六四後竟然順利安然逃到國外,又怎叫人相信事件並無外國勢力介入呢?

事件的發生,不論如何評論,也是國殤。同時,我們亦必須考慮當時的特殊事況,以及其後祖國的發展。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易走,有曲折就要克服。我對祖國將來充滿希望,那些用事件來撈取政府籌碼的政客,為了國家,請回頭是岸。

 

請參見另一篇相關文章︰《柴玲須承擔六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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