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大學生，特別是念經濟和金融的，總是希望畢業後能夠進入投資銀行工作。投資銀行給人的印象是工資高、工時長、總是聘任國外留學生。雷曼倒閉事件發生後，人們對這個行業產生了負面感覺，令人覺得投資銀行是以財技賺取暴利的行業。作為在投資銀行工作了三年多的我，也應該有點發言權，談談這個行業，讓大家對這個行業有更清晰的了解。

簡單來說，投資銀行內部主要分為三大部門︰投資銀行部、經紀部及研究部。我主要從事投資銀行部內之企業融資部。企業融資，就是為企業籌集資金，以助企業發展業務。企業籌集資金主要透過兩個渠徑，就是證券和債務。由於我的工作主要集中證券融資，本文的重點以證券融資為主。

透過證券集資，可以是首次公開發售和二級市場集資，由於首次公開發首較為複雜，本文將主要介紹這種融資方法。首次公開發售就是一般論及的新股上市。投資銀行家尋覓有業績有前景的公司，為其打造一個既合理又可信的商業故事，讓投資者知道和理解公司前景良好，以吸引投資者認購新股。從原有大股東的角度看，雖然新股上市會攤薄大股東對公司的控制權，但上市可以為企業帶來龐大資金，增加發展機會，讓企業更具競爭力。至於從投資者的角度看，他們主要期望公司能夠積極發展，賺取更多利潤，從而透過股息或二級市場出售獲利。

投資銀行家的工作，可是說是一位企業經紀。一方面協助及游說有潛質的公司進行上市，另一方面向投資者進行推介，吸引投資者向公司進行投資。投資銀行的利潤來自收取所成功籌集資金的一個百分比作為佣金，由於上市集資涉及龐大資金，因而佣金的數目一般也相當龐大。

在上市的過程中，投資銀行家會擔任領軍的角式，帶領不同的專業團隊，包括律師、會計師、估值師及公關公司等，力求得到監管當局的上市批准。由於上市涉及大量複雜的法律、會計及金融問題，投資銀行家的知識必須非常廣濶，掌握有關的法則、稅制、會計準則、市場情況，才能成功為企業達成上市的目的。

縱使企業的前景和業績有多好，能夠有效為企業作出推廣，售出股票是上市成功的關鍵，這方面就涉及投資銀行內的經紀部和研究部。由於上市集資的資金主要來自機構投資者，研究部會為企業撰寫研究報告，分析企業的行業情況，進行盈利及流動資金預測，讓機構投資者能夠更有效地評價股票。經紀部則擔任直接的溝通，對投資者解釋研究報告、分析企業前景，力求投資者向企業拿出資金進行投資。

當我在投資銀行工作時，我主要負責證券融資，就是為企業進行新股上市。由於香港股票市場不少的新股上市是內地企業，我需要經常到內地的不同城市，向優質企業推介在香港上市的好處。我亦需要撰寫詳盡的上市計劃書、擬定企業的商業故事、為企業進行估價，讓大股東明白上市對企業發展的好處。

當企業簽訂對投資銀行的聘任書後，我需要尋找優質的專業團隊，訂立時間表，找出上市中所有可能遇到的技術問題，透過集體討論和專業諮詢，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力求上市過程順利無阻。由於監管機構主要採取披露為本的政策，我亦需要選寫詳盡的招股書，披露所有投資者所需要合理地評估企業的資料，以滿足監管機構的要求，這亦是保障投資者的基本原則。到成功通過上市聆訊，進入上市的最後階段時，我需要為企業和投資者進行良好的協調，為股票進行定價，以達至雙羸的目標。

在投資銀行工作雖然工時長，但由於工作範圍非常廣濶，涉及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術，接觸的人士也十分多，所以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對商業社會和金融市場有較深入的認識，我認為投資銀行也是新畢業生的一份理想工作。

雖然現時金融市場較為波動，但我認同一名知名香港銀行家的說法︰商業就像人的身體，金融就像人的血液，血液的流動暢通，對身體整體十分重要，金融搞活了，整體經濟就會發展起來。我相信，世界和國政府對金融的重視，希望發展成熟和活躍的金融市場，就是這個原因。

六四事件已經過二十年。還記得，當年發生事件後的第二天，返學校上話劇課，老師要求大家黙哀﹔還記得，在家中，看到爸爸看電視時眼有淚光﹔還記得，曾與友人出席晚會﹔還記得，當年參選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被問及如何看支聯會的五大綱領。

不少政客提出要「平反六四」。要討論此問題，第一步必須釐清何謂「平反」。依支聯會司徒華的意思，「平反」指要求中央政府收回「四二六」社論把事件定性為「動亂」的言論，並把其重新定性為「愛國民主動運」。

首先必須指出，現時任何國內出版刊物提及事件時，已經沒有以「動亂」來形容。取以代之，所用的字眼為「八九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對中國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國家對歷史定性的用字要求十分嚴格，這樣字眼的改變絕非偶然，而是表達如何看待事件的一種顯示。換言之，如「平反」的定義為收回「動亂」定性，那麼中央政府已經「平反六四」。

進一步，如要求把該事件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才算平反，這又是否合符事實呢？當年，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曾親自接見學生，進行對話，但由於學生內部派系眾多，不團結，沒有妥當代表，令多次會談沒有結果。又，當年蘇聯總理戈巴卓夫訪華，連原本計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歡迎會也不得不取消，改在北京機場舉行，也是為了學廣場聚集的學生能夠繼續和平進行。又，北京市依法宣布戒嚴令後，學生違法，坦克車進場也只在近郊，未有駛進廣場。此外，除了北京市，當時已有多個城市發生擺課擺工，經濟運作近乎停頓，如此情況，如我們是當年的中央領導人，應如何處理呢？我們要知道，當年中國政府並不存在橡膠子彈或水炮。更重要的是，不少所謂學運領袖，於六四後竟然順利安然逃到國外，又怎叫人相信事件並無外國勢力介入呢？

事件的發生，不論如何評論，也是國殤。同時，我們亦必須考慮當時的特殊事況，以及其後祖國的發展。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易走，有曲折就要克服。我對祖國將來充滿希望，那些用事件來撈取政府籌碼的政客，為了國家，請回頭是岸。

請參見另一篇相關文章︰《柴玲須承擔六四責任》

http://wongsknatha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18326 

葉劉淑儀終於宣布參選十二月的立法會補選，如無意外，陳方安生會通過民主派的初選機制，成為泛民的唯一候選人，與葉劉決一高下。

作為愛國愛港人士，我當然支持葉劉。她宣布後曾向記者說過，她到美國讀書時，已計劃回港重返政壇。葉劉是有計劃的，有準備的。她在美國及香港籌組班子，成立匯 賢智庫。她最成功的，就是尋找到一班跨行業跨階層的人士支持她。觀乎外國經驗，不論是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還是英國的保守工兩黨，也是跨階層的政黨。美國 共和黨有工會人士，美國民主黨也有商人。我猜想，跨階層政團是普選的其中一個前題。因此，我當年十分支持民建聯和港進聯的合併。

記得在一餐飯局中，與葉劉討論過港島區地區工作的定位問題。 她很清晰地表示她會專注於中產階級。中產在港島區為數不少，是不少政團的主要對象，希望葉劉能成力爭取到中產階級的認同和支持。

現在很清楚，陳方安生是反對派。可以想象，當年董先生和她合作時，是多麼困難。我猜想，行政上的問題，可能不少是陳太引起的。

為了推動政制發展，香港特區政府自2004年1月成立政治發展專責小組，就政制發展徵詢社會各界意見，先後發表了第一至第五號報告書。於2005年12月，政府提交「區議會方案」予立法會審議，唯反對派的24票綑綁地反對，得不到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贊成，令一個受大多數市民支持的方案最終被推翻，亦失去了一個使香港政制循序漸進發展的契機。

曾蔭權當選第三屆特首後，聲言會在任期內徹底解決普選問題，並於2007年6月11日，向立法會提交《政治發展綠皮書》，羅列出數個方案。之前，於2007年6月6日，人大委員長胡邦國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題為「深入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把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推向前推」的講話，當中提到一個極度重要的政治法律慨念，就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來源於中央的授權」。這個授權的法律慨念，有人錯誤地認為是破壞香港高度自治的言論。事實上，只要明白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瞭解單一制的政治及法律含意，我們就會明白胡邦國為香港人釐清了一個重要的憲政慨念，本文的目的旨在解釋單一制、中央授權及香港高度自治的政治內涵及法理基礎。

世界上的國家，不是實行單一制，就是採取聯邦制。實行單一制的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和日本等﹔而採取聯邦制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德國等。單一制和聯邦制主要有三大分別。

第一是權力來源，單一制國家的權力來源來自中央政府，而聯邦制國家的權力來源來自成員國。以實行單一制的英國為例，擁有國家最高權力的是英國國會，根據「國會至上」的法律原則，國會可以訂立任何法例，包括下放中央權力至地方的法律。現時，縱使國會下放部分權力至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地方議會，國會法律上可以依法收回有關權力，因為國會任何時候訂立的法律也是至高無上的，這就是單一制國家權力集中於中央的體現。

第二是餘剩權力的所在，在單一制國家，中央會以法律方式明確說明下放至地方的權力範圍，而沒有明確下放至地方的權力，則以剩餘權力的形式留在中央政府。而在聯邦制國家，成員國會明確指明賦予什麼權力至聯邦政府，而沒有明確賦予的，就是剩餘權力，則留在成員國本身，即是說聯邦政府只擁有成員國明確授予的權力。

第三是權力的增減，在單一制國家，地方權力多少由中央政府決定，中央政府可依法增加或減少下放至地方的權力，中央政府可以不需要地方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成立、改變及廢除地方政府。在聯邦制國家，中央政府有多少權力則決定於成員國賦予多少，一般來說，成員國會把外交和國防權力賦予聯邦政府。聯邦制國家的憲法一般規定，聯邦政府不可以單方面改變中央與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

補充一點，雖然聯邦政府以聯邦形式維繫成員國，但是成員國本身是單一制國家，換言之，成員國可以下放權力至成員國本身的地區政府。以美國為例，加州政府把外交和國防等權力依憲法授予聯邦政府，而同時可以把若干行政權力下放至加州地區政府，所以在憲政學上，成員國是獨立的政治實體，擁有其管轄地區的主權。

一個國家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往往視乎個別的歷史情況。一般而言，地方面積較大的國家例如美國和俄羅斯等，傾向於實行聯邦制﹔而較小的國家例如比利時和波蘭，則採取單一制。在中國，政治實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根據《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表明權力集中於全國人大，再由全國人大依法下放至各級政府，展示了中國採用單一制的法律基礎。

香港政制的法律基礎，建基於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和全國人大通過的全國性法律《基本法》。《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律，香港的高度自治及行使的各種權力都是來自中央的授權，當中的法理根據可以特別體現於四條重要法律，以下將逐一闡述。

第一條法律是《憲法》第三十一條，訂明「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的根本制度。雖然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但是由於香港特殊的歷史及實際情況，有必要設立特區落實一國兩制而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基本法》就是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香港特區的授權法律，而授權的來源就是全國人大。

第二條法律就是《基本法》第二條，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就是對於單一制國家，中央透過法律明確下放特定權力的體現，這條法律就是中央把地區行政和立法等權力下放至特區，而當中並沒有下放外交和防務等權力，所以可以說，中央授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

第三條法律是《基本法》第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香港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負責，中間沒有其它層次的機關。特首除了向特區負責，還需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而特首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可見中央和香港是一個直接的授權和負責關係。

第四條法律是《基本法》第二十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上文提及全國人大依《基本法》第二條授權香港行使行政和立法等權力，這是明確的授權範圍，而沒有明確授予的剩餘權力則留在中央，所以當中央認為有需要時，可以依第二十條將剩餘權力進一步授予特區。

綜合以上對單一制及中國法律的分析，香港特區的執政權力為中央所有，並透過《基本法》下放至特區，明白這個憲政安排對瞭解一國兩制的法理基礎十分重要，這亦是為什麼吳邦國說「香港的高度自治來源於中央的授權」的原因。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慶祝回歸暨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明確指出，一國兩制的一國就是要維護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安全。沒有下放至香港的權力就是中央的權力，而香港的憲制發展絕對是中央的權力之一，必須中央的參與及同意，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任何修改必須經過中央同意，我們必須明白和專重這些都屬於中央的憲制權力，這些都是依法和合埋的憲政安排。

[下文於07年5月9日刊於信報，多謝COKC及Dora相助。]

繼中環天星碼頭清拆事件後，皇后碼頭的清拆問題引發起社會新一輪的爭論和關注。同一班的青年人、壓力團體和反對派政客，高調地進行抗爭。在整個事件中，政府依照法律程序，經過諮詢後決定拆卸，是完全合法，為何還會有如此爭議？表面上，這是一個文化保育的問題，實質上是被反對派煽動起的一個政治問題。

青年人憑藉一份對社會的熱情，向權威向政府進行抗爭，不自覺地享受著自以為是的「英雄感」，把自己看成「社會良心、真理使者」。

為了吸引社會和傳媒的關注，反對派政客和主要由青年人組成的壓力團體互相拉攏，挑起無休無止、死纏爛打式的爭拗。政客為了得到青年人的支持和選票，瞬間把事件演化成「政治事件」，變成自我宣傳的機會，完全顯示了他們那「見風駛舵」的低級政客本質。

清拆事件問題的核心，就是決定拆卸與否是法律上的一個「行政決定」，程序上並不需要透過任何少數服從多數的「立法程序」。根據《古物古蹟條例》，保護古物由民政事務局局長負責，經過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決定，而該委員會委員的任命又是一個「行政決定」，委員們由政府直接委任。

一般而言，具爭議性的議題，往往需要通過立法會辯論，最後透過投票表決。立法會透過民主選舉產生，選出代表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群體的議員，他們持不同意見是常事。至於只需要透過行政決定的問題，其決定基礎為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所涉及的事項往往不具爭議。話雖如此，以天星問題為例，前後已討論了差不多十年時間，政府諮詢文件也於01至07年間多次提交立法會，不論在法律上和程序上，政府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覆行其應負的責任。

清拆問題就本質以言，極具爭議性。首先，文化評審往往沒有可量化的客觀標準，難以得到一致意見。此外，拆卸天星涉及維港填海，會令人聯想到大財團的經濟利益，成為一個可大炒特炒的政治議題。純粹透過「行政決定」去解決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效果當然不理想。反對派的政客當然會把握機會，加入戰團，建立「功績」，以撈取更多政治本錢。

只要結論不符合反對者意見，反對者必然會以「罔顧民意」等口號攻擊政府，再次引發皇后碼頭抗爭事件。對於這樣的政治性爭論，「行政決定」是死路一條。

筆者建議，政府把未來預想具爭議性的項目，在立法會內提出「沒有法律效力的動議辯論」，讓各政客發表一番，激化社會辯論。最後，關鍵是依法投票，少數服從多數，決定後始由政府執行。此舉一方面把政治議題帶回政治性的立法會，另一方面令少數者清清楚楚看到自己是少數。  

在資本主義社會，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基本規律。若然社會人士希望企業在放棄利潤的前提下，覆行企業社會責任，是不設實際的，亦是不可能的。從法律的角度看，企業除了接受有關法律規範，並沒有其它責任。事實上，縱使法律對企業有所規範，不少企業還會選擇在犯法的邊緣運作，只要謹謹不犯法便可了，更不論什麼社會責任。 

當人們提到企業社會責任，由於該片語用了「責任」二字，顯得企業覆行該等責任是應該的、道德的和合情合理的。然而，經濟學上，從企業的本質和成立目的看，企業的根立存在意義是利潤最大化。在市場經濟下，企業的各自利潤最大化，在消費者選擇和價格機制下，政府的合理干預和無形之手將會帶來最大的社會效益。 

企業社會責任是意思非常廣闊的名語，當中包括企業管治、員工關係、股東和董事分權、周年大會、透明度和公益事業等等事項。要有效理解社會責任這個慨念，我們必須做一個區分，就是要把責任分為法律要求的和非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對於一般公司，會受到《公司法》及行業法規所規範，而上市公司更會受到《上市規則》的規範，因而對企業管治更加嚴格。從經濟學上，由於犯法的成本太大，公司是會覆行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可是，對於非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若然企業不能在覆行中獲得任何利益，例如如果企業不能在贊助慈善機構中得到任何市場宣傳效果，企業在經濟學上是不會覆行任何的非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 

在當代最流行的公司制度下，企業的擁有者是股東，而企業的管理者是董事。董事負責公司業務上的日常運作，而所得的利潤最終歸股東所有。董事由公司任命，而公司由股東控制，因此，董事必須向股東負責。股東與公司的關係是投資關係，股東們拿著資金，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而投資的目的是利潤回報。若股東希望做點公益善事，最直接的方法是把手上的資金直接投進公益事業，不用先投資到公司，然後再間接地透過公司覆行社會責任。若公司的董事在妄顧公司利潤的前提下，增加成本或減少收入地覆行社會責任，從法律上，由於董事和公司之間有信託關係，董事或會因此而負上法律責任，被視為有損公司利益之信託失職，需要對受損的股東作出賠償。 

不少社會壓力團體，致力於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他們透過宣傳和運動，鼓勵和表揚在覆行社會責任上傑出的企業。從經濟學看，被視為積極覆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名譽和形象得以提升，顧客對公司的觀感會增強，從而增加對公司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進而令企業增加利潤。在企業的立場，覆行社會責任是宣傳的一種方法，往往是由市場部、公眾關係或企業傳訊部門所負責，可以說是對謀取利潤的其中一項手段。 

一般而言，壓力團體甚至政府，對於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是重要的。但我們要清礎明白，企業覆行社會責任時，並非出於他們的「善心」，企業的本質從來也只是謀取利潤。推動社會責任的重點在於提升覆行社會責任企業的形象，讓公眾對該等企業形成良好觀感，同時設法運用他們的活動和宣傳方法，為支持社會責任的企業提升聲望，協助企業賺取更多利潤。 

要注意的是，政府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過程中，不應給予任何金錢上的補助，因為政府本身可以直接推行公益事務，甚至進行立法，根本不需要間接地透過企業進行，效果亦不會理想。企業自然會基於利潤、業務和形象上的考慮，按市場原則適量適時地投入社會責任事務。 

從實證主義角度看，任何關於企業「應否」擁有或覆行社會責任是無謂和多餘的。「應否」是形而上學的問題，不能夠被經驗世界證實或否證，價值判斷在沒有統一的基礎下也推論不出一致的結論。對於這個問題，正確的進路是去研究有什麼責任是較為重要的，這就應該透過立法規定，逼使企業覆行。同時要研究有什麼責任是在社會公益的角度可取的，那就應該透過壓力團體和政府鼓勵和推動。對於「應否」問題，我們必須弄清「責任」的哲學本質，那才不會被捲入無謂的形而上爭拗。

國民教育主要涉及「國家」和「民族」兩個慨念。

對於香港來說，「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慨念本身包括了政權的意思，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表明中國共產黨為中國的執政黨，因此，對當代中國以言，「國家教育」是對於有關中國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知識的教育。

民族的具體涵蘊較為不確定，較為確定的意思也只是近兩三百年才形成。對於中國，廣義來說，「民族」是指中華民族﹔狹義來說，對香港以言，主要的民族成份是漢族。中國合共有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而產生不少民族問題，民族自治區為處理民族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民族教育涉及中華民族的演化歷史、民族國家慨念、文化等知識。

綜合來說，「國民教育」就「國家」和「民族」的區分分析，可以視為國家政體和民族文化的教育，當中政治歷史和文化歷史更為重要。 

不少香港人有「大香港主義」，輕者看不起中國，嚴重者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大香港主義」形成原因包括︰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實力事實上不如西方國家﹔香港經歷英國殖民地統治，缺乏國民教育﹔不少香港人曾到外國留學，深受西方政治學說影響，認為中國是獨裁國家，接受西方醜化中國的邏輯。縱使如此，香港對祖國的認同和發展仍是樂觀的。隨著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政治軍事實力增強及文化產業的多元化和豐富，香港人越來越對身為中國人的身份感到光榮。 

香港不少電影映射內地人士缺乏文化。然而，隨著社會進步，越來越多國內人士有能力到海外留學或就業，學習西方有用文化，同時保留中國的有益文化，提升國民整體質素。內地與香港的學術、商業和政治等交流日益增多，讓香港人對國內情況有更多瞭解，有利於推動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 

香港現時的國民教育主要在普及《基本法》、中港學術文化交術和國家慨念的宣傳。政府應抓著良好勢頭，加強政權和歷史教育的力度，令香港人對中國近代歷和黨史有更深入的認識。不少調查發現，香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架構和中國共產黨歷史認識不足，而政權和歷史是構成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應該加強在教科書的落墨和實踐上的認識。 

不少人認為國民教育是不需要或不重要的。從道德層面講，集體主義和利他主義是人際關係的基礎，亦是人性優點的顯現。從利益層面說，國民的團結對軍事國防十分重要，尤其在全球化經濟競爭的大趨勢下，國與國的政治軍事競爭劇烈，國民團結不單不是落後思想，而是對個人對國家都十分重要的戰略考慮。 

政治和經濟實力是影響國民對國家認同感的重要因素。國民教育的前提是增強國家的實力，因此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是首要的。香港人亦應該拋開以往的中國落後思想，集中和協助祖國的發展，亦要明白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祖國與香港利益是一致的，中港闗係只有合作和互助關係，並不存在任何敵視成份，更不應接受任何西方分裂思想影響。

 不少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把英美的政治制度視為理想，認為英美的政制是民主的最高典範。事實上，不論英國還是美國，不符合他們所說「一人一票」的地方很多。本文以英國的上議院為例，指出英國現行的國會並非一般人認為的民主，進而帶出民主必須經過一段發展的時間，及《基本法》循序漸進原則的背後因由。 

英國的基本政制是「議會至上」的西敏寺國會制度。簡單而言，就是逢經過上下兩院，並得到國王批准的決議，會被視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擁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與其衝突的法例，也當被推翻。下議院又被稱為平民院，以地區單議席單票制選出。順帶一提，單議席單票制會導至議席比例與選民支持比例不對等，這亦是違反民主的一例，將有另文詳述。上議院亦被稱為貴族院，包括神職人員、大法官和終身議員等世襲和委員議員，由於其委任性質，上議院並不合符民主原則。 

1911年前，上議院與下議院擁用相同的權力，即是每一條法案必須同時獲得兩院的批准，加上國王的認可，才能成為法律。由於上議員並非由民主方法產生，那些法律並不擁有完全的正當性，也不民主。於1909年發生了一場憲制危機，因而國會訂立了《國會法1911》，並把法案分為三類，限制了上議院的權力。第一類法案為財務法案，若下議院通過後交給上議院，而上議院一個月內不通過，則直接跨過上議院，獲取國王批准。第二類法案為非財務法案，對於所有非財務法案，上議院有權把其拖延，最長為三次連續的議期並多於兩年，過了此期限，法案不需要上議院的通過也能直接獲取國王批准。第三類為關於延長下議院任期多於五年的法案，這類法案則依舊需要上下兩院的批準。《國會法1949》進一步削減上議院權力，把第二類法案拖延期限減至兩次議期及一年。此後，上議院的權力並未有重大改變。直至近期於2007年3月，下議院才通過把上議院改革成普選議院的法例，可是這法案還需要上議院和國王的批準。 

重温了以上的上院議改革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第一、1911年前的英國政制，至少有一半是不民主的，因為上議院並非由選舉產生，卻擁有與選舉產生的下議院一樣的權力。請注意，這樣一半的不民主，發生於一百年內，也是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之後，可見「有民主才有發展論」是站不住腳的。第二、縱使經過《國會法1911》和《國會法1949》兩次削減上議院權力的政制改革，英國的議會還不是民主，因為至少非選舉產生的上議院仍有拖延法案甚至否決法案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延至今天。那些經常引用英國為民主典範的民主派人士，或許不知道這個英國國會的不民主性。第三、縱使最近英國的政制改革成功，能夠把上議院改革成普選的議院，我們要注意的是，由上議院於十四世紀成立至今，經過了差不多七百年，若由1911年第一次削權開始計算，也經過了差不多一百年。可見，縱使在西方先進國家，民主的發展需要時間，絕不能一步到位。 

反觀香港，回歸前香港是殖民地，回歸後香港人才真正的當家作主，《基本法》也訂立了政制發展的循序漸進原則，這與西方的政制發展史是一致的。由特區政府成立至今，只有約十年時間，不少民主派人士要求一步到位，漠視政制發展規律，為了奪權把普選抄作成第一議題。香港人應多學習和參考外國的政制發展經驗，才會明白循序漸進原則的背後原因和智慧。

梁家傑在泛民主派在選委會選舉報捷的情況下﹐終於在今次特首選舉中成功取得足夠的選委提名，成為特首候選人。他更聲言要與曾蔭權進行一場激烈的辯論，特別要與曾蔭權辯論政制發展問題。梁家傑今次成功團結民主派，以「普選」定為主要的政治宣傳口號，得到一定數量的市民支持。然而﹐究竟梁家傑參選的目的是什麼呢？是否一如他所說的要「有競爭的選舉」呢？他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否對香港有利呢？ 

政治上，民主派作為反對派﹐他們一向炒作的重心就是「普選」。根據回歸後區議會和立法會的地區直選結果，民主派的支持率約有六成，而建制派的支持率約為四成，從政治現實來說，民主派是較為獲得市民支持的。民主派的主要票源是地區直選，而地區直選的基本組成是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為了獲得選票，民主派長期打「普選牌」和「基層牌」。對於基層市民，福利主義政策較易獲得他們支持。因此，以專業人士為主的公民黨，為了選票，也得支持最低工資和公平競爭法等福利主義主張。此外，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為受過高等教育的文職和專業人士，他們較為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亦較受落盡快普選。民主派把自己的政策主張度身訂做，目的就是要迎合大多數市民，吸引選民投票支持他們。說穿了﹐拿取選票的目的就是奪取香港的管治權。 

梁家傑是政治投機者，特點是為求選票不擇手段。為了製造動聽的口號，不惜開出大量空頭支票，在不考慮政府財務限制下，鼓吹福利主義政策。《基本法》規定香港實行簡單低稅制﹐堅持量入為出的公共財政原則，背後目的是保持香港自由市場經濟下的有利營商環境。試問香港在低稅政策下，其福利政策怎能跟西方社會相比呢？七十年代英國工黨因奉行福利主義﹐曾對英國市場經濟帶來重大的後遺症﹐歷史已經證明福利主義政策不但不利於發展經濟，還會帶來更高的失業率，削弱本土競爭力，最後反會降低人民的生活質素。若香港任由民主派令整個社會傾向福利主義，高福利必令簡單低稅制難以維持，甚至庫房入不敷支。政府唯有大幅度的托闊入息稅和利得稅的稅階和累進比例來舒緩財政壓力﹐但此舉只減低企業的投資意欲﹐更有可能令外資撤走。此外，過份完善的失業保障會減低再求職積極性，削弱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現時有利的營商環境便會難以保持。屆時，導致資金外流，香港如何保持繁榮呢？若資金外流，資金徹走，香港的失業率又怎能下降呢？ 

除了鼓吹福利主義﹐民主派另一個撈取政治利益的慣常手法﹐便是透過抨擊政府﹐來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籍此建立為民請命的形象來爭取市民支持。近期的教院風波便是一例。這次事件中，公民黨籍的陸鴻基在沒有證據下指責李國章﹐公民黨的一班大律師，理應心知在未有足夠證據前，不應妄下判斷，指責任何一方。但他們作為政治投機者，為求在特首選舉期間打擊曾蔭權和特區政府的民望，在真相未明之時便來個「有罪推定」﹐連日抨擊李國章，甚至無限上綱，要求李國章下台。這類型的政治秀，在回歸後屢見不鮮，也曾成功「打倒」不少官員，這就是政治化，從此可窺見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的本質。 

是次特首選舉，梁家傑的所謂「有競爭的選舉」只是哄人的口號，只是為撈取政治本錢的口號，絕對不稱得上是什麼政治理想、政治理念。作為一個政治投機者，梁家傑的普選口號和福利主義主張對香港有害無利，破壞香港營商環境，破壞香港剛走出谷底並正在復甦的經濟。公民黨和民主黨可謂典型的政治投機政黨，香港市民應瞭解他們背後的政治動機，明白他們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本質，不要上了他們的當。

有社會團體不滿政府有關拆卸天星碼頭的決定，便進行抗爭。在整個事件中，政府依照法律下的程序，經過諮詢後決定拆卸，是完全合法，而民政事務局局長只是運用法律賦予他的行政權力，為何還會有如此爭議？表面上，這是一個文化保育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人們之間持不同意見是常事，重點是如何解決。對於一家公司，董事之間有分歧，以投票決定，決定過後實行，反對者也只有服從。地區選舉如是，參選者之間有分歧，由選票決定，落選者只有下屆再選。立法過程如是，對於條例草案，議員間有分歧，討論過後由投票決定，反對者只有以後提出修法。綜合以上例子，對於人們中的分歧，解決的方法就是根據程序，少數服從多數，是一個絕不艱深，符合常識的道理。

天星事件的核心，就是決定拆卸與否是一個「行政決定」，而不需要透過任何少數服務多數的「立法程序」。根據《古物古蹟條例》，保護古物由民政事務局局長負責，經過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決定，而該委員會委員的任命又是一個「行政決定」，即是由政府直接委任。

一般而言，具爭議性的議題，會通過立法會辯論，投票表決。立法會透過民主選舉產生，選出代表不同意識形態的議員，持不同意見是常事。至於行政決定，為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所涉及的事項往往不具爭議。

保留天星與否，就本質以言，具爭議性。首先，文化評審往往沒有可量化的客觀標準，難以得到一致意見。此外，拆卸天星涉及維港填海，會令人聯想到大財團的經濟利益，成為一個可以大抄特抄的政治議題。透過「行政決定」去解決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當然不理想，必然帶來反彈。各方政客，特別是反對派的政客，當然會把握機會，加入戰團，建立「功績」，以撈取更多政治本錢。

制度如此，再多的諮詢也是枉然，因為只要結論不符合反對者意見，反對者必然會以「罔顧民意」等口號攻擊政府，再引發第二次天星事件。對於這樣的政治性爭論，「行政決定」是死路一條。建議政府把未來預想具爭議性的項目，在立法會內提出「沒有法律效力的動議辯論」，讓各政客發表一番，激化社會辯論。最後，關鍵是投票，少數服從多數，決定後政府執行。此舉一方面把政治議題帶回政治性的立法會，另一方面令少數者清清楚楚看到自己是少數，應服從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