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表示，由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25(b)條規定「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 (Universal and Equal)」，而功能組別違反「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則，所以普選不能包括功能組別。本文將從法理學的角度，分析並指出《基本法》的設計並無要求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必須符合「一人一票」或「平等」原則，而且從國際經驗看，「平等」原則並非普選或民主制度的必要元素。

《公約》之「普及而平等」原則不適用於香港

從港英時期至今，《公約》第25(b)條從不適用於香港。於1976年，英國政府決定把《公約》引申至香港時，就該條特別向聯合國作出了以下保留修文︰「就在香港設立由選舉產生的行政或立法機構而言，英國政府保留不應用《公約》第25(b)條的權利。」

1996年6月中央政府照會聯合國秘書長，表示特區政府成立後將維持這樣的憲政安排。而且，《基本法》第39條規定︰「《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第25(b)條回歸前不適用於香港，所以回歸後亦不適用於香港。因此，如果說功能組別的設立違反《公約》，是漠視了由港英政府應用至今的保留條文。香港政制發展的法源來自《基本法》，而非《公約》。

此外，就選舉權而言，《基本法》與《公約》的規定有所不同。根據《基本法》第68條規定，立法會最終以「普選 (Universal Suffrage)」產生，而並非《公約》所表述的「普及而平等選舉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就兩者用字的分別可見，《基本法》刻意略去「平等 (Equal)」一詞，沒有要求絕對性的「一人一票」。因此，縱使功能組別不符合「一人一票」，亦沒有違反《基本法》要求普選的這個最終目標。

「一人一票」並非民主必要元素

綜觀國際經驗，「平等」或「一人一票」並非民主的必要元素。以美國為例，不論各州的人口多少，每州只選出兩位參議員，如3,700萬人口的加州與53萬人口的懷俄明州，同樣只選出兩位參議員。換句話說，每名懷俄明州居民的「被代表率」，將遠高於每名加州居民，明顯違反「平等」原則。英國的情況更為嚴重，上議院議員包括並非由選舉產生的世襲貴族、主教及法官，同時違反「普及」和「平等」原則。

民主國家容許違反「平等」原則產生的立法機關，是由於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美國參議院的不平等，是要平衡各州的利益，不讓人口多的州獨大﹔而英國的不平等，是君主封建政治的發展結果。可見，世界各地區可以因應自身的實際情況，發展出符合民主的政治制度。

綜合上述分析，《基本法》並無要求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必須「一人一票」，而「一人一票」亦非民主的必要元素，只要適當地改革功能組別，擴大其選民基礎，在立法會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時，功能組別亦可以長期存在。

http://www.takungpao.com/news/10/01/25/LTA-1206545.htm

期待以久，參加了由北韓文化部組織、以「慶祝朝鮮勞動黨建黨64周年黨慶」為主題的文化交流特別探訪團，官方強調該團並非單單旅遊，而是把團員看為北韓的朋友，並將安排與當地官員、居民和學生等進行文化交流。報名時需要提供個人背景資料，並承諾遵守當地法律及尊重當地文化。經過審核後，成功得到批准。

起程經歷 

於10月1日中國60周年國慶當日，由香港乘機到達北京，由於天安門閱兵及表演晚會，北京實施交通管制，乘坐鐵路並轉乘計程車後，還需步行約45分鐘才到達酒店。由於酒店鄰近天安門，可以聽到及看到部份煙火。

10月2日，早上於酒店與領隊集合，領隊是一名西班牙人，同時為北韓文化部的國外特別代表，同行只有兩名團友，分別為來自加拿大的電腦工程師及一名意大利共產黨黨員，並即日辦領了北韓簽證。

第二天，乘坐北韓官方航空公司「高麗航空」直飛平壤，由於碰巧2009年為中朝建交60周年及中朝友誼年，溫嘉寶總理進行3天的訪朝活動，同機有大批香港記者，在機上接受了香港電台的訪問，這位記者與我一樣，希望親身瞭解北韓的實際情況。蘇聯制造的航機順利到達平壤，有兩名北韓文化部官方人員及一名當地導遊接機，在機場放下手提電話後，正式展開了10天的北韓之旅。

豐富的行程

由於此團為黨慶特別探訪團，除了一般的旅遊景點名，還包括了一些旅行團不能到訪的地方。曾到訪的地方及行程包括︰

展覽館、銅像及紀念碑

萬景台金日成故居、北韓凱旋門、革命展覽館、主體思想塔(主體思想為北韓主要指導思想)、文化展覽館、郵票展覽館、鐵路博物館、中朝友誼塔(紀念抗美授朝戰爭) 、金日成銅像、千里馬銅像、錦繡山紀念宮殿(擺放金日成遺體)、大城山革命烈士墓園、三大革命紀念館、萬壽台藝術中心、國際友誼展覽館(展覽世界各地送贈金日成及金日正的禮物)、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北韓認為美國發動朝鮮戰爭)、美國「人民號」間諜艦、祖國統一三大憲章紀念塔、工藝品展覽館

政府或公共建築物 

人民大學習堂(即國家中央圖書館)、 地鐵(全球最探的地下鐵路)、平壤第一中學(金日正曾就讀的中學)、金正淑托兒所、萬景台學生少年宮(青少年參與各樣課外活動的地方)、西海水閘、朝鮮建築學院、朝鮮製片廠(世界各地建築物的拍攝場景)、中央動物園(到訪當日是假日、非常熱鬧)、中央植物園(養植金日成花及金正日花)、金策工業綜合大學(電子圖書館)、大同江啤酒廠(北韓正進行100天戰鬥運動)

交流及娛樂活動 

與文化部官員交流及晚宴、 大同江外交人員俱樂部(晚飯及卡拉OK)、阿里朗大匯演(十萬人的大型表演)、觀看黨慶煙火、黨慶日與當地市民集體跳舞、羊角島飯店澳門娛樂場(玩了廿一點和百家樂)、羊角島飯店旋轉餐廳、羊角島韓國燒烤(有狗肉湯供應)、探訪合作農場、探訪當地民居

歷史古蹟及旅遊點 

妙香山普賢寺(並在妙香山野餐)、東明皇古墓、板門店休戰區(在談判室內跨過了南韓邊境)、圍牆(透過望遠鏡觀看位於南韓的分隔圍牆)

深刻印象 

讓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擺放金日成遺體的錦繡山紀念宮殿。進入宮殿前，除了錢包外，隨身不得携帶任何物品，途中經過如放在機場的金屬探測器及進行搜身，並走過洗鞋機和吹風機，確保身體一塵不染。攞放遺體的大堂，打著暗紅色的燈，當地人民無不痛哭，發出淒慘的哭聲，並在遺體的前方、左方和右方鞠躬，表達對領袖的尊重和懷念，氣氛莊嚴及沉重。

最愉快的時刻之一，是探訪平壤第一中學及金正淑託兒所。金正日曾就讀平壤第一中學，是國內的一所精英學校﹔金正淑是金日成的妻子和金日正的母親，被稱為「國母」。觀看中學學生表演樂器及唱歌，並與正在上英語課的學生進行交流。託兒所的小朋友十分可愛，衣著清潔整齊，還主動走過來抱抱你，我與他們做鬼面，小朋友很高興。黨慶當日，人民於廣場集體跳舞，在兩位穿著朝鮮傳統服裝女子的帶領下，參與了兩部份舞蹈，她們親切又有善，十分愉快。探訪農地合作社的農民民居，屋內物品不多但整齊清潔，人民生活樸素但精神充實。

感想 – 國家與人民

北韓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人民不用交稅，教育及醫療免費，政府無償提供住房，街道清潔，沒有污染，國家透過換領券制度，供應基本食物及日常用品。我最欣賞的是，當地人民生活簡單樸素，談話真誠，笑容真摰，國家和家庭觀念強，一心一意建設國家，罪案率和離婚率極低。相對來說，資本主義國家雖然物質較為豐富，但不少人心靈空虛，沒有理想甚至荒廢生活。人民的幸福生活，應該成為各國政府的根本目標。無謂的政治鬥爭，只會為人民帶來苦難。

整個行程我拍下超過2000張相片，部份上載於Facebook，連結如下︰-

第一部份: 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p?aid=159388&id=542265464&l=39f130c9f4

第二部份: 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p?aid=159396&id=542265464&l=4befb28715

這天路過佐敦，到麥當勞借用洗手間，恰巧正在舉行一位小朋友的生日會。我從來沒有留意過小朋友的生日會是如何進行，亦有空閒時間，所以，我找個附近的坐位，坐下來靜心觀察。

十多位小朋友在麥當勞服務員小姐的帶領下，正在玩一些遊戲。數分鐘後，服務員小姐突然關上生日會專用區的燈光，然後叫小朋友們一同閉上眼睛，倒數十下。這個時候，另一位服務員用一架手推車，把一個生日蛋糕送進生日會專用區。小朋友倒數後，張開眼睛，看到蛋糕後十分興奮。

這個時候，生日的小妹妹被送到蛋糕旁邊，她原來穿上了公主服，家長們拿着相機圍着拍照，小妹妹閉上眼睛，許下心願，吹熄蠟燭。此時，我在細想，回憶小時候我也曾參加過麥當勞生日會。

當年，我正在就讀九龍塘根德幼稚園，有一位同學生日，他的家長為他在太子一家麥當勞搞了一個生日會。我覺得，其實對於就讀幼稚園的小朋友來說，沒有什麼友誼的概念，同學主要就是玩伴，關係基本上透過家長來維繫。在家長們的籌備和推動下，媽媽帶我參加了一位男同學的生日會。

究竟生日的那位同學叫什麼名字、生日會的具體過程是怎樣，我已沒有什麼印象; 但個別的映象和圖畫，我仍模模糊糊地記得。

這時我在想，將來我有我的小朋友時，我會否為他搞一次麥當勞生日會呢？答案是肯定的。我認為，對於小朋友的成長，不同及多範疇的經驗十分重要。縱使小朋友未必明白生日會的意義，也未必記得你帶他去每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 但對於小朋友來說，他增進了一點見識，多了一點人生經驗，這是成長的一部份。成大後，就成為了他的回憶，也構成了他童年的一部份。

除了參加別的小朋友生日會，我突然想起，我小時候爸爸媽媽曾經在家為我舉辦過一次生日會。有一個白色的蛋糕，我爬上了桌子，把蠟燭吹熄，拍下了有趣的相片。人長大後，小時候每一個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是至寶; 父母為你作出的每點付出，也是永恆的懷念。

新世界主席及常務董事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表示《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特權法」)違反《基本法》，理由為《基本法》只賦予該特權予立法會全體，那麼運用該權力起碼需要立法會過半數議員同意，並且不能下放該特權至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

此論點涉及權力下放的問題，本文試闡釋本人的一些看法。

所謂有權有責，權力總帶來相關責任。社會就此的一般共識為，權力可以下放，但責任不可以下放 (「權放責留」)，即是擁權者可以下放權力，但不會因為下放權力亦同時下放責任，他仍然需要負上因該權力帶來的任何責任。也就是說，如被授權者在行使該權力時犯上錯誤，下放者依然需要負上全責。

舉例說，在公司法，公司旳行政管理權在董事會全體，董事會有權把任何行政管理權下放，例如聘請總經理管理公司。但如果在管理上出現任何問題，董事會依然需要負責，不能歸咎於總經理而逃避責任。此外，在僱傭關係中，若僱員在其工作期間，因疏忽而導致第三者有任何損失，僱主亦需要負上有關連帶責任。

以上例子說明，在一般情況下，只要責任保留在賦權者本身，授權是允許的。如將「權放責留」理論套用在新世界司法覆核的事件上，立法會只要全體會議同意授予該特權予專責委員會，理應允許。 

順帶一提，雖然法理如此，但我們必須瞭解到特權法是於1985年通過，就是中英簽訂聯合聲明的後一年，也亦是英國企圖「民主化」香港的一步棋子。在成熟的民主地區，該權力的存在無可厚非。但香港正在循序漸進地推行民主，政黨政治和市民意識均遠遠未及民主國家，該特權在香港回歸後，是好是壞難以一概而論。 

不少大學生，特別是念經濟和金融的，總是希望畢業後能夠進入投資銀行工作。投資銀行給人的印象是工資高、工時長、總是聘任國外留學生。雷曼倒閉事件發生後，人們對這個行業產生了負面感覺，令人覺得投資銀行是以財技賺取暴利的行業。作為在投資銀行工作了三年多的我，也應該有點發言權，談談這個行業，讓大家對這個行業有更清晰的了解。

簡單來說，投資銀行內部主要分為三大部門︰投資銀行部、經紀部及研究部。我主要從事投資銀行部內之企業融資部。企業融資，就是為企業籌集資金，以助企業發展業務。企業籌集資金主要透過兩個渠徑，就是證券和債務。由於我的工作主要集中證券融資，本文的重點以證券融資為主。

透過證券集資，可以是首次公開發售和二級市場集資，由於首次公開發首較為複雜，本文將主要介紹這種融資方法。首次公開發售就是一般論及的新股上市。投資銀行家尋覓有業績有前景的公司，為其打造一個既合理又可信的商業故事，讓投資者知道和理解公司前景良好，以吸引投資者認購新股。從原有大股東的角度看，雖然新股上市會攤薄大股東對公司的控制權，但上市可以為企業帶來龐大資金，增加發展機會，讓企業更具競爭力。至於從投資者的角度看，他們主要期望公司能夠積極發展，賺取更多利潤，從而透過股息或二級市場出售獲利。

投資銀行家的工作，可是說是一位企業經紀。一方面協助及游說有潛質的公司進行上市，另一方面向投資者進行推介，吸引投資者向公司進行投資。投資銀行的利潤來自收取所成功籌集資金的一個百分比作為佣金，由於上市集資涉及龐大資金，因而佣金的數目一般也相當龐大。

在上市的過程中，投資銀行家會擔任領軍的角式，帶領不同的專業團隊，包括律師、會計師、估值師及公關公司等，力求得到監管當局的上市批准。由於上市涉及大量複雜的法律、會計及金融問題，投資銀行家的知識必須非常廣濶，掌握有關的法則、稅制、會計準則、市場情況，才能成功為企業達成上市的目的。

縱使企業的前景和業績有多好，能夠有效為企業作出推廣，售出股票是上市成功的關鍵，這方面就涉及投資銀行內的經紀部和研究部。由於上市集資的資金主要來自機構投資者，研究部會為企業撰寫研究報告，分析企業的行業情況，進行盈利及流動資金預測，讓機構投資者能夠更有效地評價股票。經紀部則擔任直接的溝通，對投資者解釋研究報告、分析企業前景，力求投資者向企業拿出資金進行投資。

當我在投資銀行工作時，我主要負責證券融資，就是為企業進行新股上市。由於香港股票市場不少的新股上市是內地企業，我需要經常到內地的不同城市，向優質企業推介在香港上市的好處。我亦需要撰寫詳盡的上市計劃書、擬定企業的商業故事、為企業進行估價，讓大股東明白上市對企業發展的好處。

當企業簽訂對投資銀行的聘任書後，我需要尋找優質的專業團隊，訂立時間表，找出上市中所有可能遇到的技術問題，透過集體討論和專業諮詢，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力求上市過程順利無阻。由於監管機構主要採取披露為本的政策，我亦需要選寫詳盡的招股書，披露所有投資者所需要合理地評估企業的資料，以滿足監管機構的要求，這亦是保障投資者的基本原則。到成功通過上市聆訊，進入上市的最後階段時，我需要為企業和投資者進行良好的協調，為股票進行定價，以達至雙羸的目標。

在投資銀行工作雖然工時長，但由於工作範圍非常廣濶，涉及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術，接觸的人士也十分多，所以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對商業社會和金融市場有較深入的認識，我認為投資銀行也是新畢業生的一份理想工作。

雖然現時金融市場較為波動，但我認同一名知名香港銀行家的說法︰商業就像人的身體，金融就像人的血液，血液的流動暢通，對身體整體十分重要，金融搞活了，整體經濟就會發展起來。我相信，世界和國政府對金融的重視，希望發展成熟和活躍的金融市場，就是這個原因。

六四事件已經過二十年。還記得，當年發生事件後的第二天，返學校上話劇課，老師要求大家黙哀﹔還記得，在家中，看到爸爸看電視時眼有淚光﹔還記得，曾與友人出席晚會﹔還記得，當年參選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被問及如何看支聯會的五大綱領。

不少政客提出要「平反六四」。要討論此問題，第一步必須釐清何謂「平反」。依支聯會司徒華的意思，「平反」指要求中央政府收回「四二六」社論把事件定性為「動亂」的言論，並把其重新定性為「愛國民主動運」。

首先必須指出，現時任何國內出版刊物提及事件時，已經沒有以「動亂」來形容。取以代之，所用的字眼為「八九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對中國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國家對歷史定性的用字要求十分嚴格，這樣字眼的改變絕非偶然，而是表達如何看待事件的一種顯示。換言之，如「平反」的定義為收回「動亂」定性，那麼中央政府已經「平反六四」。

進一步，如要求把該事件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才算平反，這又是否合符事實呢？當年，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曾親自接見學生，進行對話，但由於學生內部派系眾多，不團結，沒有妥當代表，令多次會談沒有結果。又，當年蘇聯總理戈巴卓夫訪華，連原本計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歡迎會也不得不取消，改在北京機場舉行，也是為了學廣場聚集的學生能夠繼續和平進行。又，北京市依法宣布戒嚴令後，學生違法，坦克車進場也只在近郊，未有駛進廣場。此外，除了北京市，當時已有多個城市發生擺課擺工，經濟運作近乎停頓，如此情況，如我們是當年的中央領導人，應如何處理呢？我們要知道，當年中國政府並不存在橡膠子彈或水炮。更重要的是，不少所謂學運領袖，於六四後竟然順利安然逃到國外，又怎叫人相信事件並無外國勢力介入呢？

事件的發生，不論如何評論，也是國殤。同時，我們亦必須考慮當時的特殊事況，以及其後祖國的發展。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易走，有曲折就要克服。我對祖國將來充滿希望，那些用事件來撈取政府籌碼的政客，為了國家，請回頭是岸。

請參見另一篇相關文章︰《柴玲須承擔六四責任》

http://wongsknatha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18326 

葉劉淑儀終於宣布參選十二月的立法會補選，如無意外，陳方安生會通過民主派的初選機制，成為泛民的唯一候選人，與葉劉決一高下。

作為愛國愛港人士，我當然支持葉劉。她宣布後曾向記者說過，她到美國讀書時，已計劃回港重返政壇。葉劉是有計劃的，有準備的。她在美國及香港籌組班子，成立匯 賢智庫。她最成功的，就是尋找到一班跨行業跨階層的人士支持她。觀乎外國經驗，不論是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還是英國的保守工兩黨，也是跨階層的政黨。美國 共和黨有工會人士，美國民主黨也有商人。我猜想，跨階層政團是普選的其中一個前題。因此，我當年十分支持民建聯和港進聯的合併。

記得在一餐飯局中，與葉劉討論過港島區地區工作的定位問題。 她很清晰地表示她會專注於中產階級。中產在港島區為數不少，是不少政團的主要對象，希望葉劉能成力爭取到中產階級的認同和支持。

現在很清楚，陳方安生是反對派。可以想象，當年董先生和她合作時，是多麼困難。我猜想，行政上的問題，可能不少是陳太引起的。

[下文於07年5月9日刊於信報，多謝COKC及Dora相助。]

繼中環天星碼頭清拆事件後，皇后碼頭的清拆問題引發起社會新一輪的爭論和關注。同一班的青年人、壓力團體和反對派政客，高調地進行抗爭。在整個事件中，政府依照法律程序，經過諮詢後決定拆卸，是完全合法，為何還會有如此爭議？表面上，這是一個文化保育的問題，實質上是被反對派煽動起的一個政治問題。

青年人憑藉一份對社會的熱情，向權威向政府進行抗爭，不自覺地享受著自以為是的「英雄感」，把自己看成「社會良心、真理使者」。

為了吸引社會和傳媒的關注，反對派政客和主要由青年人組成的壓力團體互相拉攏，挑起無休無止、死纏爛打式的爭拗。政客為了得到青年人的支持和選票，瞬間把事件演化成「政治事件」，變成自我宣傳的機會，完全顯示了他們那「見風駛舵」的低級政客本質。

清拆事件問題的核心，就是決定拆卸與否是法律上的一個「行政決定」，程序上並不需要透過任何少數服從多數的「立法程序」。根據《古物古蹟條例》，保護古物由民政事務局局長負責，經過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決定，而該委員會委員的任命又是一個「行政決定」，委員們由政府直接委任。

一般而言，具爭議性的議題，往往需要通過立法會辯論，最後透過投票表決。立法會透過民主選舉產生，選出代表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群體的議員，他們持不同意見是常事。至於只需要透過行政決定的問題，其決定基礎為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所涉及的事項往往不具爭議。話雖如此，以天星問題為例，前後已討論了差不多十年時間，政府諮詢文件也於01至07年間多次提交立法會，不論在法律上和程序上，政府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覆行其應負的責任。

清拆問題就本質以言，極具爭議性。首先，文化評審往往沒有可量化的客觀標準，難以得到一致意見。此外，拆卸天星涉及維港填海，會令人聯想到大財團的經濟利益，成為一個可大炒特炒的政治議題。純粹透過「行政決定」去解決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效果當然不理想。反對派的政客當然會把握機會，加入戰團，建立「功績」，以撈取更多政治本錢。

只要結論不符合反對者意見，反對者必然會以「罔顧民意」等口號攻擊政府，再次引發皇后碼頭抗爭事件。對於這樣的政治性爭論，「行政決定」是死路一條。

筆者建議，政府把未來預想具爭議性的項目，在立法會內提出「沒有法律效力的動議辯論」，讓各政客發表一番，激化社會辯論。最後，關鍵是依法投票，少數服從多數，決定後始由政府執行。此舉一方面把政治議題帶回政治性的立法會，另一方面令少數者清清楚楚看到自己是少數。  

在資本主義社會，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基本規律。若然社會人士希望企業在放棄利潤的前提下，覆行企業社會責任，是不設實際的，亦是不可能的。從法律的角度看，企業除了接受有關法律規範，並沒有其它責任。事實上，縱使法律對企業有所規範，不少企業還會選擇在犯法的邊緣運作，只要謹謹不犯法便可了，更不論什麼社會責任。 

當人們提到企業社會責任，由於該片語用了「責任」二字，顯得企業覆行該等責任是應該的、道德的和合情合理的。然而，經濟學上，從企業的本質和成立目的看，企業的根立存在意義是利潤最大化。在市場經濟下，企業的各自利潤最大化，在消費者選擇和價格機制下，政府的合理干預和無形之手將會帶來最大的社會效益。 

企業社會責任是意思非常廣闊的名語，當中包括企業管治、員工關係、股東和董事分權、周年大會、透明度和公益事業等等事項。要有效理解社會責任這個慨念，我們必須做一個區分，就是要把責任分為法律要求的和非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對於一般公司，會受到《公司法》及行業法規所規範，而上市公司更會受到《上市規則》的規範，因而對企業管治更加嚴格。從經濟學上，由於犯法的成本太大，公司是會覆行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可是，對於非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若然企業不能在覆行中獲得任何利益，例如如果企業不能在贊助慈善機構中得到任何市場宣傳效果，企業在經濟學上是不會覆行任何的非法律要求的社會責任。 

在當代最流行的公司制度下，企業的擁有者是股東，而企業的管理者是董事。董事負責公司業務上的日常運作，而所得的利潤最終歸股東所有。董事由公司任命，而公司由股東控制，因此，董事必須向股東負責。股東與公司的關係是投資關係，股東們拿著資金，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而投資的目的是利潤回報。若股東希望做點公益善事，最直接的方法是把手上的資金直接投進公益事業，不用先投資到公司，然後再間接地透過公司覆行社會責任。若公司的董事在妄顧公司利潤的前提下，增加成本或減少收入地覆行社會責任，從法律上，由於董事和公司之間有信託關係，董事或會因此而負上法律責任，被視為有損公司利益之信託失職，需要對受損的股東作出賠償。 

不少社會壓力團體，致力於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他們透過宣傳和運動，鼓勵和表揚在覆行社會責任上傑出的企業。從經濟學看，被視為積極覆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名譽和形象得以提升，顧客對公司的觀感會增強，從而增加對公司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進而令企業增加利潤。在企業的立場，覆行社會責任是宣傳的一種方法，往往是由市場部、公眾關係或企業傳訊部門所負責，可以說是對謀取利潤的其中一項手段。 

一般而言，壓力團體甚至政府，對於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是重要的。但我們要清礎明白，企業覆行社會責任時，並非出於他們的「善心」，企業的本質從來也只是謀取利潤。推動社會責任的重點在於提升覆行社會責任企業的形象，讓公眾對該等企業形成良好觀感，同時設法運用他們的活動和宣傳方法，為支持社會責任的企業提升聲望，協助企業賺取更多利潤。 

要注意的是，政府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過程中，不應給予任何金錢上的補助，因為政府本身可以直接推行公益事務，甚至進行立法，根本不需要間接地透過企業進行，效果亦不會理想。企業自然會基於利潤、業務和形象上的考慮，按市場原則適量適時地投入社會責任事務。 

從實證主義角度看，任何關於企業「應否」擁有或覆行社會責任是無謂和多餘的。「應否」是形而上學的問題，不能夠被經驗世界證實或否證，價值判斷在沒有統一的基礎下也推論不出一致的結論。對於這個問題，正確的進路是去研究有什麼責任是較為重要的，這就應該透過立法規定，逼使企業覆行。同時要研究有什麼責任是在社會公益的角度可取的，那就應該透過壓力團體和政府鼓勵和推動。對於「應否」問題，我們必須弄清「責任」的哲學本質，那才不會被捲入無謂的形而上爭拗。